2008年6月12日下午1点半红楼209教室，表演系从文读书会有幸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罗岗教授为我们作《英雄或丑角—“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讲座，这次讲座是从文读书会本学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读书活动之一。参加本次讲座的有来自各个院系的研究生与本科生。
在传统理解中，“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内部被认作为断裂的，其中以1985年新潮小说为崛起标志的文学被认为是与以往不同的、独立的新的言说方式，学术界尝试以“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命名之。罗岗教授正是以此断裂为契机，试图还原与剖析出“当代文学六十年”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以汪曾祺为引子，在罗教授的阐述中，这位沈从文的高足，正是连接“当代文学六十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重要作家。
罗教授从汪曾祺与沈从文的联系、汪曾祺与“毛话语”之间的关系的剖析来证明他的观点。一般说来，谈到汪曾祺，总会从“去政治化”，得沈从文真传来理解他的作品。然而，比较汪曾祺年轻时充满欧化语言的作品，汪曾祺真正的成名之作《受戒》用的是高度口语化的文学语言。这不是一种巧合，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为政治服务决定了文艺必须使用以“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曾深受赵树理影响的汪曾祺或许也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前“三十年”的文学资源中汲取了养料。
在初步梳理了汪曾祺与“当代文学”前后三十年的关系后，罗岗教授给了我们以更为复杂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时段的文学场的可能性。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文学场内，英雄与丑角粉墨登场的内在原因。
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罗岗教授的很多话题还来不及展开便不得不结束，很多同学都深感意犹未尽。不过在这次讲座中，他给了我们许多线索、许多思考的空间，以及另一种看待文学史的眼光，能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好地理解人物、塑造人物。
文/椰子 图/表07 刘畅 编辑/陈莹
